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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小勇，U体育官网 - 安全可靠的电竞博彩与电竞赛事竞猜平台教授

内容提要：《产权组织知识产权、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条约》是规范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之间关系的开创性条约。该条约的重大意义是扩大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受益人范围，创设了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协同保护法律制度。强制性来源披露要求是该条约的核心制度。如果要求保护的发明基于遗传资源或相关传统知识，申请人应当披露遗传资源的原产国或者提供相关传统知识的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等信息。该条约还就不披露来源的制裁和救济、建立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信息系统，以及与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规定。分析表明加入该条约对我国利大于弊，我国应择机加入。为了预先做好在我国实施该条约的制度应对，建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的遗传资源来源披露制度进行修改完善。

关键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遗传资源 相关传统知识 来源披露要求

2024年5月24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下简称WIPO）“缔结一份关于知识产权、遗传资源和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以下简称相关传统知识）的国际法律文书外交会议”，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条约》（WIPO Treaty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Genetic Resources and Associated Traditional knowledge,以下简称《条约》）①，这标志着各国成功缔结了一部规范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之间关系的开创性条约。《条约》是各国历经25年的磋商和谈判达成的结果，是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进程中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其缔结具有重大意义。《条约》确立了一项强制性专利披露要求（disclosure requirement），即针对基于遗传资源（或相关传统知识）的发明专利申请，要求申请人披露遗传资源的原产国或来源（或提供相关传统知识的土著人民或当地社区或此种知识的来源）。这一要求将增强专利制度的有效性、透明度和质量，同时将协同其他制度为构成人类创新活动源泉的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提供保护。我国深度参与了WIPO知识产权和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与2024年外交会议的磋商和谈判，与各方一道共同推动《条约》的成功缔结。当前很有必要分析我国加入《条约》的利弊与我国实施《条约》需应对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和揭示《条约》缔结的意义，其次解释和评论《条约》确立的制度，最后分析我国加入《条约》的利弊和实施《条约》的制度应对问题。

一、《条约》缔结的意义

从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和架构来看，《条约》不同于WIPO管理的其他知识产权多边条约或世界贸易组织管理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下简称《TRIPS协定》）。《条约》的缔结是发展中国家发起和主推并得到瑞士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必要配合的结果，其将主要维护发展中国家与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communities）的利益，由此扩大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受益人范围。不仅如此，《条约》处理的主题是作为非典型知识产权客体的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其在对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地位进行重新校正的基础上，尊重和承认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的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对发明的贡献，由此创设了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协同保护法律制度。可见，《条约》在主体和客体两方面突破性地发展了国际知识产权制度。

（一）《条约》扩大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受益人范围

作为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石，《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下简称《巴黎公约》）和《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由来自欧洲的工业化国家发起并缔结。相应地，来自工业化国家的发明家、商家和文学艺术家等私人主体及其背靠的相关产业和协会成为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最大用户和受益者。这两部公约修订的主要方向和目标是调整载入这两部公约文本中的保护水平。②20世纪四五十年代非殖民化运动导致很多新独立国家的诞生，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加入《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使得这两部公约的成员国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发展中国家逐渐意识到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存在严重不平衡的问题，并要求对国际知识产权制度进行重大改革。1967年斯德哥尔摩外交会议通过的《伯尔尼公约》附加议定书就是发展中国家改革现有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一次重要尝试，但由于发达国家的反对，该议定书未获生效。1974年，发展中国家要求修订《巴黎公约》实体规则，但因为发展中国家降低专利保护最低标准的立场与发达国家提高保护标准的立场存在尖锐冲突，本次修订仍无果而终。可见，作为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被动接受者，发展中国家当时尚无力撼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秩序。1967年斯德哥尔摩外交会议的另一成就是缔结了《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WIPO随后于1970年正式成立，取代了负责管理《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的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成立WIPO的一个主要考虑就是将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从一个工业化国家俱乐部转变为一个具有多边属性的国际组织，而这将会吸引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WIPO，从而有利于扩大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基础③，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在1974年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后，WIPO在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下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合作活动”或“促进发展”（pro-development）活动。④这显示出WIPO努力推动实现知识产权制度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合法性”（legitimacy）的目标。不仅如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全球化和新的技术发展给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带来的挑战，WIPO在知识产权普遍性（universality）原则的指引下向28个国家派遣实况调查团（fact-finding mission），寻求查明知识产权制度潜在的新的受益人（包括传统知识的持有人），以及他们在知识产权方面的需求和期望。⑤WIPO在传统知识议题上的倡议和举措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大力支持，其于2000年成立了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以下简称政府间委员会），供各国讨论和谈判这三大议题的保护和其他问题。经过20余年马拉松式的讨论和谈判，发展中国家克服各种困难并借助地缘政治冲突而出现的机遇⑥，最终在2022年将谈判推进到外交会议阶段，2024年5月24日各国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正式通过《条约》。发展中国家因此成为一部知识产权条约的主动制定者而非被动接受者，更重要的是，“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在知识产权条约之中⑦，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因为从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前提出发，土著人民和多样化的当地社区与被殖民的文明不被认为具备创新或创造性步骤所需的天资或才智。⑧虽然《条约》没有赋予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针对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新的知识产权，但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可经由《条约》采用的“基于措施的方法”（measures-basedapproach）而受益⑨，即在专利授权程序中新增来源披露要求，使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能够获知专利申请人在发明中对其遗传资源或相关传统知识的利用情况，以及核实所利用的遗传资源或相关传统知识是否遵守了规制此类资源或知识获取活动的习惯法或国内法。这将激励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与利用者达成并履行协议，从而取得非货币和货币形式的惠益。⑩由此可见，《条约》开创性地将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确定为知识产权制度的受益人，扩大了受益人范围。

（二）《条约》创设了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协同保护法律制度

在历史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培育的动植物地方品种资源和总结形成的有关如何利用生物资源的知识都被殖民者视为原材料，都成为了无节制的试验和开发利用的对象。在殖民者的知识治理框架下，殖民地的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在开发动植物地方品种资源（一种非正规的创新）和土著（传统）知识的过程中的付出不具有可识别的人类聪明才智或者创造性。而殖民者的知识治理标准牢固地确立在欧洲中心主义知识产权制度之中，此种制度先入为主地设立了一个决定可识别和值得奖励的创造性和创新类别的框架。?《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完全无视殖民地国家的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的创新和知识体系，将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的创新和知识体系排除在这些公约所承认的各类知识产权之外，并且剥夺了其获得法律庇护的诉求。在殖民地国家取得独立并逐步融入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秩序的过程中，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一边接受来自国际组织的发展和技术援助，一边作为融入的条件而回避了上述问题。此外，推动全球知识产权制度协调的力量也方便了批评者反对利用知识产权保护传统知识的观点，并一再强调两者存在差异。这种顽固的差异论近乎是对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权利主张的否决。?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凸显了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商业价值，以及（植物）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长期以来被视为人类共同遗产，发生了大量的“生物剽窃”事件?，即未经许可或批准从发展中国家或其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获取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继而要么直接申请获得专利等知识产权，要么对其成果申请获得专利等知识产权并独享利益。为纠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不公，环境保护领域的《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年）率先法，其完成了一个范式转换，即遗传资源不再是人类共同遗产，而成为国家主权资源，并且连同其补充议定书——《〈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以下简称《名古屋议定书》，2010年）构建了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法律制度。?考虑到该制度的实施需要知识产权制度的密切配合，发展中国家在1999年将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提上WIPO议程。随着政府间委员会的成立和谈判的展开，某些发达国家明确提出，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处在公有领域（public domain）之中，获取和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是自由且不受限制的。?显然，这一观点意在否定发展中国家及其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对于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财产权利主张，同时为延续不经许可或批准与不给予补偿而获取和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行为——“不当利用”（misappropriation）提供正当理由。?然而，此种企图注定难以实现。一方面，公有领域概念自身存在缺陷，其作为一种工具或话术被发达国家用于追求不同的政策目标。公有领域是欧洲中心主义知识产权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学者间围绕其内涵、外延和功能均存在较多的争议。?国际上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公有领域定义，而且版权、专利和商标法律中的公有领域定义也各自不同。某些发达国家为了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而有意弱化公有领域的功能，又打着保障公领域的旗号压制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诉求。?另一方面，如果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处在公有领域之中，这种对待将会剥夺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拥有的智力资源，以及强迫这些资源变成无主资源，这将影响这些弱势群体的发展并损害其社会的繁荣进步，是对正义原则的违反。?不仅如此，这种对待将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名古屋议定书》《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等已经达成的规则和准则相抵触。?

鉴于《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条约已经建立了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而且这些条约的一部分缔约国也制定了本国实施性法律，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处在公有领域之中的叙事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在政府间委员会谈判遗传资源议题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披露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来源（包括遵守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的证据）的制度?，这是将来源披露要求当作协助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实施的法律工具。美国和日本明确反对来源披露要求，并提议建立便利专利审查员检索现有技术的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数据库，从而避免授予不具有新颖性或创造性的发明专利。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某些发达国家的共同努力下，2022年WIPO大会通过了召开外交会议并缔结相关国际法律文书的提案，并且将政府间委员会主席伊恩·戈斯先生编拟的“知识产权、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国际法律文书草案主席案文”确定为外交会议的基础提案（basic proposal）。这份主席案文排除了关于披露遵守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的证据的内容，而且以维护专利制度的完整性作为目标，也采纳了美国和日本提出的建立数据库的提案。而最后通过的《条约》文本与主席案文的上述内容完全一致。由此可见，《条约》将遗传资源（具体是指关于遗传资源性状或特征的信息）和相关传统知识的地位重新校正为现有技术。?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这一重新校正能够增强专利制度的有效性、透明度和质量，防止对不具有新颖性或创造性的发明错误地授予专利权，进而维护专利制度的完整性。?对于发展中国家与土著人民或当地社区而言，这种披露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性意义，相当于为他们署名。《条约》实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既定利益——在全球创新生态中承认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的创新活动及其知识的独特价值。强制性来源披露机制彰显了土著人民认知方式（indigenous ways of knowing）的价值并履行了一个在法律制度中反映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价值的道德使命。来源披露兼具程序性保障和认知工具的双重功能，用以确保专利审查员和广大公众意识到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对于发明过程的贡献，这无疑是一场道德和伦理上的胜利。象征意义和道德伦理的融合营造出一个更加公正的创新环境，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的知识体系得以与西方科学平等共存。?《条约》建立的来源披露要求不止具有上述象征性意义，《条约》序言第5段指出：“认识到本条约和其他有关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国际文书应当相互支持”，同时第7条“与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中规定：“本条约应以同其他与本条约相关的国际协定相互支持的方式实施。”这两个规定均提到一个重要原则——相互支持（mutually supportive）。?该原则在处理不同领域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关系上能够发挥一个解释功能，具体而言，在解释两份可能具有竞争性关系的国际法律文书时，应当优先采用最能服务缔约方在两份文书下的立场和促进协同效应的解释。?从谈判情况来看，序言第5段提到的国际文书指《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名古屋议定书》，它们也在第7条提到的国际协定的范围之内。上文指出，这两部条约建立了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法律制度。按照序言第5段和第7条规定，《条约》中的来源披露制度应当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名古屋议定书》中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相互支持。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的目标是制止未经同意或批准，以及未给予补偿而获取和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实际上，该制度是一种保护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制度，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功能和目标是相似的。@7其与来源披露制度应相互加强，以期促进协调和互补，从而在保护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上产生协同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条约》创设了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协同保护法律制度。虽然《条约》没有在其目标中写入“保护”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措辞，但通过采取一种迂回策略，即在序言段和实体规定中引入相互支持原则，间接地满足了发展中国家“保护”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诉求。

第一个有利之处是，充分展示我国坚定支持并与发展中国家一道构建公正合理、包容平衡的全球知识产权治理规则的取向和立场。由于西方式知识产权制度一味强调私权属性，以及高标准保护作为发达国家优势项目的版权、专利权和商标权等，在国际贸易、公共健康、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粮食安全等领域给发展中国家制造了严重危机。发展中国家不断呼吁改革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进而建立公正合理、包容平衡的治理规则，这与我国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上坚持的原则和倡导的目标高度一致。2023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向中国与WIPO合作五十周年纪念暨宣传周主场活动致贺信中指出，“中国愿进一步深化同WIPO的友好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更好增进人类福祉。”在过去的20年间，发展中国家在WIPO及其他多边机制下持续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条约》正是这一努力所取得的开创性立法成果。面对这样一部着力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和体现包容性和平衡性的条约，我国应当选择加入《条约》，以充分展示我国的取向和立场。

第二个有利之处是，再次彰显我国切实践行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惠益的国际承诺和义务的决心和担当。从前文分析来看，《条约》处理的主题也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其他国际文书所规制的对象，这些国际文书都确立了公正公平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的目标，《条约》则发挥着配合和协助实现这一目标的功能。包括《条约》在内的规制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国际文书共同构成一个“制度复合体”。^5我国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名古屋议定书》的缔约方。2022年12月，我国以《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东道国的身份主持谈判，成功通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设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2025年10月，我国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作为以上国际文书的缔约方，我国已明确承诺且负有采取措施的法律义务，确保公正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鉴于《条约》具有配合和协助惠益分享目标实现的功能，我国应当选择加入《条约》，以彰显我国的决心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