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民办行为矫正机构的合法性审视与替代路径——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研创计划（2026-KYZ-029）学术报告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望京校区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举行。
学术报告会线下现场
法学院硕士研究生邓盎然以“民办行为矫正机构的合法性审视与替代路径——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题作主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U体育官网 - 安全可靠的电竞博彩与电竞赛事竞猜平台副教授刘志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U体育官网 - 安全可靠的电竞博彩与电竞赛事竞猜平台副教授王祎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U体育官网 - 安全可靠的电竞博彩与电竞赛事竞猜平台副教授邓丽以线上形式参加报告会并担任评议人，胡春波同学在线旁听。
在报告环节，邓盎然从此前在D省Z市一所专门学校调研时了解到的学生经历谈起，介绍了民办行为矫正机构在多轮整治之后仍以改换名义等方式继续招生的情况。她首先梳理了父母教育权的规范来源和性质，提出以未成年人能否离开、能否与家人和外界保持联系两项标准区分家庭外安置的类型，认为剥夺其中任何一项自由的安置都超出了父母的权限，只能经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或者非自愿住院等法定程序作出，父母也不能通过委托把自己本来没有的权限交给机构；然后分析了机构借助名义、文书、资质和许可形成的合法外观对执法和归责的影响，讨论了机构和父母的民事、行政与刑事责任，主张对父母以督促监护为主；最后讨论了替代路径，认为应当先分清问题出在孩子一侧还是家长一侧，补上家长主动求助、危机中的短期开放安置和学校社区干预这一中间环节，同时注意专门学校“体验式学习”可能实质性突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专门教育适用范围之规定的风险。
在评议环节，刘志鑫老师指出，这项研究涉及的主体和权利都很多，父母的抚养教育权与儿童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之间必然发生冲突。作为研究报告，面面俱到没有问题，但如果将来要写成学位论文或期刊论文，最好聚焦一个具体问题，用一条主线串起全文。报告在宪法层面涉及多个主体的多项基本权利，在部门法层面又涉及民法、刑法、行政法（包括行政许可）和社会法，不加收拢容易显得零散。
他认为，问题最核心的地方在于国家的缺位。从比较法看，一些国家提供的帮助是分层次逐步展开的，最轻的是社工入户，不把孩子带离家庭，再往上有一对一的社会教育师、白天到机构接受辅导等措施，背后有专门的青少年工作机构和大量社会工作者，组织和人财物都要配套。我国目前缺少这类服务和给付，父母无力管教时几乎只能选择民办矫正机构，需求很大，机构即使被关停也会死灰复燃。抚养教育孩子既是父母的义务，也是国家的义务，不能要求父母完美无缺；国家缺位时，具体规定再严格，也难以从根本上回应父母寻求帮助的需求。
刘志鑫老师评议
王祎茗老师认为报告有社会意义，讨论的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未成年人之所以成为弱势群体，一方面是因为难以表达自己，另一方面是成年人社会对他们的忽略，往往要等问题严重到影响成年人的生活，才会引起重视，这是许多涉及未成年人的法律问题共同的根源。她肯定报告资料扎实、涉及面广，同时建议站在更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成因。以报告所举的网瘾为例，网瘾在成年人中同样普遍，是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是未成年人自制力更弱，表现得更明显。我国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体系在网瘾形成初期缺少有效的预防措施，问题出现后又难以对其行为和心理进行干预，家长乃至一部分未成年人只能求助于民间机构，而这些机构多以营利为目的，也不够专业。因此，解决问题的重点在家长和民间机构之外，在于其他有责主体如何承担起教育和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从这个角度出发，也能把报告中较为分散的内容串成一条主线。
王祎茗老师评议
邓丽老师认为报告比较完整、全面，问题意识很强，并赞同前两位老师的意见。她结合此前承担北京市民政局委托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办法民意调查项目的经历指出，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发展迅速，学校教育仍以吸收知识和应试为主，生活却已被网络改变了很多，父母不仅要顾及自己，还要面对子女的各种问题，在应对网络问题时常常孤立无援。具体到报告本身，她认为以孩子能否自主离开、是否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作为分类依据，使报告的梳理很清楚，但这两项标准为何能构成充分必要条件，还有待论证；她赞同报告关于父母造成孩子损害时也应承担赔偿责任、不能因监护人身份而由孩子“吸收”的观点，建议进一步探讨父母在家庭中独立承担责任的方式，比如向孩子道歉。
她还提出两个可以考虑的方向。一是借助《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区分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的思路，完善阻断孩子被送入这类机构的路径。二是我国缺少总体上对未成年人负责的机构，民政部门主要面向困境儿童，原则上不干预有父母照护的家庭，而新兴行业中的不少风险已经超出父母能够辨识的范围，可以考虑把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提前嵌入涉及未成年人的行业和机构的规范之中，减少未成年人面对的风险，避免只在出事以后据此追责。
邓丽老师评议
在学术交流环节，邓盎然介绍了专门学校“体验式学习”的新动向，并请教刘志鑫老师：讨论父母教育权与孩子基本权利的冲突时，是否也应把国家保护未成年人的义务放在同一层面考虑。刘志鑫老师结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指出，随着儿童人格的健全发展，父母的管教应相应减弱，但这种此消彼长不能否定国家本应承担的保护义务。随后，邓盎然请教王祎茗老师，在人财物都不足的情况下讨论具体措施，是否会流于空泛。王祎茗老师认为，制度建设不一定都要靠投入资金，可以在现有社会管理机制上作些调整，比如利用较为成熟的行政治理网格体系，让网格员等现成力量多关注已经出现严重行为偏差的未成年人。最后邓盎然提到，两项分类标准的想法来自媒体采访中受害者对“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的痛苦描述。邓丽老师建议以儿童权利体系为参照，考察其中最基础、最核心的权利与这些案件中被侵害的权利之间的对应关系。针对邓盎然提出的分级干预研究已有不少、思路大同小异的问题，她指出借鉴这些研究时，重点在于让已有理论在民办机构规范这一具体场景中发挥作用。
最后，邓盎然向各位评议老师和与会同学表示感谢，并表示将根据老师们的意见进一步完善研究成果。学术报告会顺利结束。
